温州俱乐部活动-[第二篇]-人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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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是指包括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周围的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东部及山东省西部各一部分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狭义的“中原”专指河南。通常所说的“中原”是指狭义的“中原”，即代指河南。因为河南不仅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祖居之地，而且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河南。

五帝时代是中原文明因素起源到中原文明社会形成的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仰韶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时期。

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因素起源、积累，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发展水平相同，处于并行发展的时期。此时，中原占有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尚未取得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 龙山文化时期，初级文明逐渐形成，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中原文明中心地位开始明朗。

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在这一时段有一种疾速增长的趋势，这与周边地区的同期文化形成明显的反差。曾经辉煌一时的马家浜--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时已经是强驽之末。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时也给人以衰落之感。 仰韶文化时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等，都曾扩展到中原的豫东和豫南。进入龙山文化时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河南商丘、周口、许昌、郑州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或退回山东，或融合于当地，完全被河南龙山文化所取代。豫西南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强势扩张的历史真实。中原文化在不断汲取周边文明因素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已经走在其它文化的前面，并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确立了中华文明王中王的地位。

以文明要素为例，可以做为一个新时代标志的青铜冶炼术，在龙山时代逐渐普及。中原地区发现多处青铜冶炼遗存，登封王城岗出土的青铜规残片，陶寺遗址(山西襄汾县东北部)的铜铃等，代表着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随后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大量青铜兵器、礼器的出土，显示了中原文明的风采。

中原仰韶文化时期仅发现一座郑州西山古城。而龙山时代的古城仅河南一地，已发现了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等6处。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同时代城址的发现。龙山时代大批城堡出现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剧变，是战争、掠夺、权贵、财富集中。一个邦国林立的初级文明社会在中原大地已经出现。

从新郑县裴李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龟甲刻符，仰韶(渑池县)文化的刻划符号，到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陕西长安花楼子的陶文与骨刻文字，它们和后世的甲骨文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二里头遗址陶文的文字功能更是无可置疑的。

1975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标志着山西晋南地区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现在我们说的中原，一般指河南省。其实中原指河南也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河南也是自三皇五帝到北宋中国长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所以，这个中原就是以河南为代表的广大中部地区了。 


中原的地理位置及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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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原大概指现在的河南省，古时又称中州，有九州之中的意思；广义的中原指华北大平原，也就是由黄河、淮河、海河冲积而成的大平原，河南在这里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原大地背依我国的中央山脉——天山-昆仑山-秦岭，只有这一条最长最雄伟的大山系才能造就中国最大的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它们在中原大地两边流淌，在中原大地前面的大海汇合。中原大地拥有如此磅礴的“山环水抱”，可称是中国最大的风水宝地。
风水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理想的风水宝地是，背依绵延的群山，这山是龙脉，也就是“玄武”；面临开阔的平原，称“明堂”，明堂前还有像屏风一样的“暗山”、“朝山”，这就是“朱雀”，河水蜿蜒曲折在前面环绕流过，两侧有重重山脉遮掩拱卫，这两侧的山就是“青龙”、“白虎”。
中原大地完全符合好风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描述：洛阳、郑州位于龙尾位置的吉祥地，“左青龙”是太行山，“右白虎”是大别山，泰山如同吉祥地前方的暗山，远方的朝鲜半岛与中原隔海相望，恰好与“朝山”的位置对应起来；在“吉祥地”的身后，龙脉就是中国最大、最宏伟的山脉：秦岭和昆仑山。


中原地区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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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的概念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原”一词由过去没有特殊意义的原野之意，转向了专指黄河中下游的一段地区。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出现这一转变的呢？根据现存的史料分析，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到六朝时期中原一词已经成为一个专有的地区名词。因为从相关的史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原一词在这一时间开始，有时指原野，有时指中原地区，而到后期已经是专指中原地区了。

我们先来看先秦古籍中非地域概念的“中原”词语。《诗经·小雅·吉日》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这里的“中原”是指“原中”，作者在这里描述原野之中野兽的数量之多。《诗经·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是描写民众在原野中采摘豆子。春秋时期，中原一词仍有原野之意，越王句践在会稽之围解除后，向百姓谢罪时说：“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国语·越语上》）这里是说因战争使百姓死后尸骨暴露在原野。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以后，越国逐渐强大起来，在与吴国作战时，面对吴军一日五次挑战，越王准备答应时，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这里的中原仍然有野外之意。战国末年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在《荀子·王制》中有“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於府库”之语。这里虽然是教统治者如何治国，但观作者之意“中原”在这里显然是原野之意。

也就是在春秋时期，中原一词开始有中原地区的意思出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流亡到了楚国，受到楚成王的厚待，当问及如何报答楚国时，重耳回答：“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这里的中原就有地区的含义在内。《国语·晋语三》记载，在是否纳晋君问题上，有人主张杀之，公孙枝曰：“不可。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雠。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这里的中原有中原诸侯国之意。公元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在黄池盟会后，吴王取得了诸侯国的霸主地位，吴王令“王孙苟告劳于周”，其中有一句话说“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于郢”。追述先人事迹中所提到的中原，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

大约到汉代，“中原”一词较多指中原地区。汉景帝时期所发生的七国之乱，主父偃评价说：“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是因为“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里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徐乐在上书汉武帝时曾经对“瓦解”作解释时提到中原，“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汉书﹒徐乐传》）这里是说吴楚诸王在中原被擒。

当然汉代及其以后，“中原”一词指原野者史书中也仍然存在，如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曾说：为了传土于子孙，名扬后世，“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在进攻南越之前，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晁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汉书﹒严助传》）新莽末年，王莽命令廉丹进攻山东的赤眉军，廉丹征求冯衍的意见时，冯衍要他静观时变，并劝说：“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后汉书﹒冯衍传》）在《后汉书﹒马融传》、《后汉书﹒皇甫规传》等卷中所提到的中原还保留着原始的意义。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里中原就是指中原地区。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就有55卷涉及“中原”一词，出现了92次，而以东晋时期出现的频率最高，且大多与晋朝君臣光复中原的志向有关，如“中原沦没”、“中原乱离”、“中原覆没”、“死亡漫于中原”、“中原丧乱”、“中原大乱”、“克复中原”、“中原向化”、“中原无所请命”等，这些词语既透露出东晋人的中原情结，也反映了东晋时期中原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单元。是后，偏居江南地区的宋、齐、梁、陈等王朝都沿用了东晋以来关于中原的地理概念，其中自然包括着浓厚的中原情结。

即使当时从北方大漠地区兴起的北魏王朝，也仍然继承了关于中原地区的理念，将黄河中游地区称为中原，这在《魏书》中频频见诸记载，《魏书﹒太祖平文帝纪》记载，当平文帝闻听刘曜杀晋愍帝，对属下说：“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道武帝广泛吸纳汉人进入统治群体，史称“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魏书﹒太祖道武帝纪》）孝文帝太和七年十二月下诏禁止同姓为婚，他在总结以前诸帝之所以没有禁止这一现象时说：“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太和八年六月在班行俸禄制时，他总结当时北魏社会的状况是“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魏书﹒高祖纪上》）孝明帝在孝昌二年十一月闰月下诏云：“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之内，为杂户滥门所拘辱者，悉听离绝。”（《魏书﹒肃宗纪》）这几条材料说明北魏统治者对中原作为一个地区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在《魏书》的传中多次出现“中原崩否”、“中原丧乱”、“仍乱中原”、“中原荡然”、“中原作战斗之场”、“中原无主”和“平中原”、“定中原”、“征中原”、“中原既平”、“中原稍定”、“光宅中原”、“移宅中原”、“光化中原”、“经营中原”、“中原始平”、“跨据中原”、“中原兆建”以及“中原冠带”等说法，均已证明北魏人的心目中，中原已经是一个地区。在《周书》、《北齐书》中也都把中原作为一个地区看待。

上述论证表明从东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概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后来的每一个朝代都沿用了中原地区的地理范畴。如宋代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作为千古流传的名句，就蕴含了南宋人对中原念念不忘的情结，可以与六朝人相比。中华书局影印1936年版的《辞海》释“中原”一词云：“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之地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P84）可能就是根据上述历史事实而得出的。《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

综合上文所论，我们认为，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它的提出和最终被人们认可和接受，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大约在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中原地区作为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但是并没有被人们所接受。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中原一词仍然是原野和地理概念并存。到了六朝时期，由于西晋王朝覆亡，黄河流域被少数民族占领，大批居民南迁，这些离乡背井的人虽然漂泊在异乡，但仍然时时刻刻不忘故土，因而过去不被人们提起或看重的“中原”开始作为一个地区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口头上。


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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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族在这里肇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原地区形成，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合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既有刀光剑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婚姻，最后融合为一体的时期。可以说，研究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的一个窗口。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少数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所融合而成为汉人，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以迄明清，民族融合同化时间之长，被融合的民族之多，融合情况的多样、复杂，均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 
　　一、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炎、黄二帝是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是远古两大部落集团的领袖，其活动区域主要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黄帝打败炎帝，两族便进一步融合。郑州大河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从出土的陶器看，不但有典型的仰韶文化，而且还有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及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的因素，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实现了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南方苗蛮文化的融合，华夏民族文化已初露端倪。 
　　夏、商、周三代来源各不相同，夏部族是黄帝后裔，居住在中原地区河洛一带，公元前2100年前后建立了夏王朝，这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到文明时代，华夏族的名称也随之产生。游牧起家的商族本是东夷人，几经迁徙到达河南东部。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的周族，原是西戎的一支羌人，灭商后势力扩大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可以说，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封禅书》就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商汤的西毫、殷墟、东周的都城洛邑，都在今河南境内。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与夏人、殷人、周人错杂而居的还有蛮、戎、夷、狄等少数民族，如东周都城洛阳附近便有陆浑之戎、伊雒之戎。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消失于史乘之中，表明他们已与华夏族融合，成了新的华夏族。这个华夏族是由黄河中下游的炎黄集团及部分东夷集团为主体形成的。这其中除了夏人、殷人、周人的血统，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成分，可见华夏族本身便是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则是在华夏族的基础上从汉代开始形成的，它的血统里融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 　　夏、商、周三代族别不同、发祥地各异，但都尊奉黄帝为共同祖先。直到魏晋以降，南下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还尊奉黄帝、夏禹为祖先。尽管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已经证明华夏民族并非来源于一个祖先，而千百年来人们却一直把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与统一的象征，不管走到哪里，都自称是炎黄子孙。这种发端于远古而历久弥新的观念，成为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有的民族意识。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是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是伴随着野蛮民族的征服开始的。北方少数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大迁徙造成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居的局面，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他实行的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目的在于巩固北魏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鲜卑族同中原汉族的融合，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如他们管理畜牧业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民族融合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时进行。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中，进入中原的一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已基本上与汉族相一致，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消除，经过杂居与通婚，血统上二者也融为一体了。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册，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洎至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化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河南浚县等地尚有匈奴赫连氏的后裔，但除了姓氏外，已没有匈奴族的任何特征了。 
　　三、唐五代时期 
这一时期，又有许多少数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融合，成为汉族。唐代洛阳是北方交换的中心，“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及中亚、日本、朝鲜半岛的外国人长住洛阳，多种民族文化的融汇交合，使唐代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5个王朝，其中的后唐、后汉、后晋分别是沙陀人李存(上曰下助)、刘知远、石敬瑭建立的，沙陀源于突厥。李存攻陷梁都开封，在洛阳建立后唐，标志着沙陀突厥势力正式登上了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从而使西北和东北的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这3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仿照中原地区的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由沙陀人与汉族上层贵族联合统治，军队也是如此。婚姻上没有禁忌，沙陀皇帝的后妃多为汉族，百姓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就更为普遍，再加上五代时盛行的义养风气，沙陀皇帝往往选拔汉人中骁勇善战者为假子、义儿，结成政治集团，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四、宋辽金元时期 
长达4个多世纪的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河南省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 
　　北宋与辽、金、西夏诸国并存，使轺相接，络绎于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来到了开封。其它的少数民族，“至于羌氐(上棘下人)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周邦彦《汴都赋》）许多人后来定居于中原。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是在金国灭亡北宋以后，金国统治者“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大金国志·屯田》）至元代中叶，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封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蒙古人、色目人是因戍守而进入中原的。元朝统一全国后，因幅员辽阔，需屯兵驻守，便“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这项措施使得大批蒙古、色目军士离开故土，迁入中原各地，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与民杂耕，横亘中原”。元朝统治者本想对汉人、南人实行军事监视，不料却导致了他们的汉化，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在家谱中说：“时北方人初至，犹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前至元年间，全国农业地区普遍成立“社”，政府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劝课农桑，他们入社后与汉人关系更为密切，甚至互相通婚。至元末明初，经过长期的杂居交往，蒙古人与维、回、西夏遗民等色目人与汉人已达到了相忘相化，不易识别的程度。朱元璋即位伊始，便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蒙古、维、回、西夏遗民为避免歧视多改汉姓。改姓这一举动不同程度地加速着新的民族同化，许多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扩大了汉族的外延。 　　中原地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的认同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凝聚力的核心，也证明了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四、宋辽金元时期 
长达4个多世纪的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河南省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 
　　北宋与辽、金、西夏诸国并存，使轺相接，络绎于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来到了开封。其它的少数民族，“至于羌氐(上棘下人)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周邦彦《汴都赋》）许多人后来定居于中原。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是在金国灭亡北宋以后，金国统治者“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大金国志·屯田》）至元代中叶，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封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蒙古人、色目人是因戍守而进入中原的。元朝统一全国后，因幅员辽阔，需屯兵驻守，便“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这项措施使得大批蒙古、色目军士离开故土，迁入中原各地，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与民杂耕，横亘中原”。元朝统治者本想对汉人、南人实行军事监视，不料却导致了他们的汉化，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在家谱中说：“时北方人初至，犹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前至元年间，全国农业地区普遍成立“社”，政府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劝课农桑，他们入社后与汉人关系更为密切，甚至互相通婚。至元末明初，经过长期的杂居交往，蒙古人与维、回、西夏遗民等色目人与汉人已达到了相忘相化，不易识别的程度。朱元璋即位伊始，便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蒙古、维、回、西夏遗民为避免歧视多改汉姓。改姓这一举动不同程度地加速着新的民族同化，许多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扩大了汉族的外延。 　　中原地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的认同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凝聚力的核心，也证明了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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